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更重要我注意到温州当地报纸对温家宝总理来温州欢欣鼓舞，对温州成为国家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抱有很大期待

图3所示的，是一种最小信息的市场情境，这一情境的参与者，他们只知道一个点(对应着横轴上的时间和纵轴上的资产价格)，以此为决策信息，可能形成的价格预期，不难划分为三类——向上、向下和持平。这些结构不同的社会网络，往往对应着现实世界里被观察到的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权力结构的人类社会。

四、金融学基本问题金融学的基本问题是金融资产定价问题，这里关键是金融资产的定义。持完备理性假设的经济学家，不同意对市场有任何政策干预。行为经济学领袖人物之一，泰勒教授，曾以三重有限性(the three limits)描述人类行为——有限的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和有限的自私程度。其次，至少存在一个人，他不能共享与他相关的全体知识。这些主题，其实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认知与决策——即第1——7单元的内容，其二是评价与判断——即第8和第11单元的内容。

在经济学思想史视角下，租是价的派生但却远比价更难懂。基于这一预期的理性选择是在4000点之前卖出一部分股票，这是二阶预期。同时要坚决禁止政府违规担保行为，承诺类别、建立专项台账管理制度，对新增平台项目要经过中央和地方的层层严格审批，严格管理，同时，监管机构要抓紧通过平台贷款的退出管理、合同补正、追加抵质押物、增提拨备和提高资本占用成本等方式来降低平台贷款风险。

赔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无限责任。而融资平台本身的管理又不规范，只要有点行政权力就可以建立融资机构，多头贷款，交叉担保，盲目将国有资产抵押、形式主义式的审批催生了地方债务风险的急速增长。始终坚持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切实避免违规决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浪费。现在，大部分县级市甚至乡镇也都设立了投融资平台。

银行敢于大胆放款、地方政府又敢竭力借款都源于一个认识潜规则——银行是国有的，平台是国家的，同质化产权为双方提供了一份保险契约，赚了各自受益目前既然已经在财源管理上实行了省管县和县管乡，下一步就要将其扩展至所有行政管理上，实现三级行政管理级次，这样便于各级政府税权和税种的配套，要建立与各级地方政府级次相配套的预算管理机制，规范税权、财权与事权三者的关系，就能从根本上保障各级地方政府回归公共服务的本位职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杜绝盲目扩展的面子工程和翻天覆地的造城运动，进而使《预算法》中规定的地方政府开支要量入为出的原则落到实处，在理论上杜绝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源于没有稳定可靠地方财力支撑的由头。

当前，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融资平台债务的争议甚嚣尘上，不同部门、不同机构、不同专家都给出了不同的数据，有些数据彼此相差甚大，有的国外媒体甚至认为中国政府债务如果算上地方债务的话，比美国还要大。1994年分税分级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提高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规范了税制，但是其本质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两级分税，只是明确了中央和省两级的税权、财权和事权关系，而对我国五级行政体系中省级以下的市、县、乡三级政府依然是按照改革以前的分成制，这就必然导致事权与财权的逆向分离，即事权不断下移而财权不断上移，进而造成中央财政越办越强，省级财政勉勉强强，基层财政哭爹喊娘的局面，致使省级以下财政缺乏稳定税源，因建设资金不足而寻求借债融资的突破就成了必然的逻辑选择。第五，要规范地方商业银行运作，切断地方政府担保融资的潜在利益链条，适时建立国家存款保险制度，构筑最后的风险防火墙。对新增地方金融机构一定严格审批，强化监管。

应对突发的金融危机加剧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国务院自2010年下发了旨在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19号文件以后，一直到2010年底，对各部门上报的债务数据依然分歧很大，而且种类繁多，由于统计上缺乏统一标准，政策执行上简单僵化，导致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借债务行为无法规范，在实际运作中也屡屡被追加、突破。2、由于过去事项或既存事实引起的各类潜在义务，履行这些义务可能导致政府支出压力加大，或有债务一直以来都难以统计。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总第340期） 进入专题： 地方债 。

审计发现，多个省市县级单位及其所属部门依然违规为464.75亿元债务提供了担保，大量政府负债超安全警戒，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不规范，多头借债、重复借债现象突出，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较弱。尤其要强化量入为出的建设理念，制定地方一把手任内的负债率标准，超过该标准一律不得升迁，硬化财力约束机制，从根本上抑制借债发展的内力驱动。

保障房不仅是一项经济工程，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随着今明两年地方偿债高峰的临近，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债务违约的状况。

严格执行各项财经法律法规，对审计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和经济犯罪线索要一查到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局部风险越来越突出。因此短期内必须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将具有一般性转移支付性质的专项转移支付调整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确定机制，更好地平衡地区间财力。因此，地方债务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利用有益地方社会繁荣和经济发展，过度利用会伤及自身，欲速不达。第四，对各级政府部门要严肃财经纪律，制定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第三，短期内要制定可行的应急之策，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积极寻找新的融资渠道。

警惕和防范借口保障房融资将发行的各类债券转化为新增风险的窗口。继续推进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清理整合，重点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避免地方债务危机的发生和扩散;同时，要探索试行一些新的融资方法，确保重点民生项目的落实，并要加强新增融资资金的专项管理，切实强化财政监督，严格预算约束，提高预算执行力。

五是防止福利房回归，那样整个住房改革就有功亏一篑的风险。总量可控，局部风险凸显。

首先，必须抓紧时间修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它的分类大体上有：从性质上分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从功能上分为经营性平台和公益性平台;从融资方式上看，主要以银行贷款为主，还有银信合作、银行理财、证信合作、发行城投债等方式。

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国债偿还能力也非常强，而且未来还有发行空间，财政状况总体安全稳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治理的对策当前，我国国内经济处在增速趋缓、通胀加大、结构转型之中，国家总体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谨慎货币政策时，会不断用到紧缩性的政策工具，这对地方融资债务无疑是雪上加霜，短期内将会不断增加他们的还款负担，激发风险;从长期来看，地方各级政府缺乏稳定财源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善，靠卖地增收与中央控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目标势必形同水火，借债的根源难以消除，地方债务依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短期看，风险主要存在五个方面：一是虽然企业债具有期限长、利率低的优势，但发行时地产企业会有超量发行，挪作他用之嫌，减弱房价调控力度;二是在新的地方融资平台上发地方债，这种筹资模式依然存在道德风险下的倒逼机制，债务风险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三是地方发债获得资金后，地方政府也存在挪用的风险。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主要风险就是在于地方商业银行的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尤其是各地信用社、合作社、城市银行等机构，他们常常由地方政府任命，集所有者、经营者为一体，政企不分，政府缺钱就找他们贷，他们也敢贷，而存款来源于民众，一旦风险爆发，直接导致挤兑，将影响社会安定。但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同属于政府性债务，即被认为到头来政府都必须偿还的(无论是对直接借贷的部分还是担保的部分都会到期偿还的)，原因就是基于对社会稳定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信任，其信誉度仅次于中央政府发行的金边债券，可以说属于一种银边债券。

而融资平台本身的管理又不规范，只要有点行政权力就可以建立融资机构，多头贷款，交叉担保，盲目将国有资产抵押、形式主义式的审批催生了地方债务风险的急速增长。鉴于此，治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必须从短期和中长期分别入手，不能搞一刀切。

当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危害与形势判断一般而言，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天然有一道债务风险防火墙，即谁借的债谁还，即便国家相救也是十分有限。所以，一方面银监会要加强监督，厘清产权关系，实行真正意上政企分开的股份制运作机制，禁止财政担保、国有资产抵押、政府贷款等现象的发生。

政策性银行的立法也要完善，其经营边界需要明晰，防止无序扩张，两边通吃(政策性贷款的利益和商业性灵活经营的好处都沾，而所有经营亏损都划归政策性亏损，由国家承担)。第四，建立和完善地方债券市场，加强网络透明化监管。在目前国际上债务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形下，如何控制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就显得尤为急切。目前，我国大量的债务都是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避免对我国经济产生急速的负面冲击而增加地方配套融资所致，按照银监会的统计口径，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而在2010年一季度的银行新增贷款中，仍有40%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大力推进预算决算公开，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在制度上约束地方政府的扩展冲动;另一方面要从行政和组织程序上规范地方领导的政绩观，要积极引导地方官员改变以前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转而树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明确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非建设，制定相关服务性考核指标。目前保障房融资的状况是：中央财政投入至今已超过90%，而地方政府方面，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差距较大，从结构上看资金肯定存在一定的短缺。

投资者愿意基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而接受较低的收益率，这有点类似于美国在危机前的两房债券，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一旦国家或地方政府的信誉被下调而遭到质疑时，会产生两个不同的后果：如联邦制的美国政府可以赖账而将两房退市，债券评级下降，甚至对地方政府可以破产清算;而像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首先会冲击中央政府的信誉，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必须要出面救助，如果不救或救不了，那就不仅意味着投资者手中债券价值缩水而遭受损失的问题，更会直接冲击到政权和社会稳定，因为，单一制政府被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都很低，也远低于欧盟为其成员国规定的3%和60%的控制水平。

因此，各地方政府都使出浑身解数大干快上，只要能快速拉动GDP，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依靠造城运动推高地价、房价，增加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时纷纷成立地方融资平台、金融办等机构大举借债投资于地产、形象工程等GDP见效快的行业，以追求短期行政绩效和职位升迁，诱发投资饥渴，透支地方财力，积累债务，积聚风险。银行敢于大胆放款、地方政府又敢竭力借款都源于一个认识潜规则——银行是国有的，平台是国家的，同质化产权为双方提供了一份保险契约，赚了各自受益。